副总工程师岗位职责（副总工程师）

以批准逮捕检察政策的适用为例，据笔者组织的一项对于侦查监督检察官的访谈调查发现，目前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对检察政策的实践价值并没有恰当理性的认识，部分检察人员对检察政策的认识还显得不够清晰，甚至对相关检察政策是否存在都不够确信，导致司法过程中检察政策这一环节的知识链条缺失。

就总体受案范围而言，对以下行政行为法院应尽量回避审查：明显属于外交、国防以及其他较强政治性的国家行为。法院对程序进行正当性审查，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事实上，一切明显不正当的行为皆可称之为滥用职权。《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同时也给正当性审查预留了空间。在现代社会，行政权的不断扩张对依法行政构成严重威胁，如果法院固守传统的合法性要求，就可能降低行政法治水平，因此在二战以后，强调实质理性和正义、重视良法为治，成为不少国家的主流法治意识形态，[8]因而对行政程序的要求突破了合法性窠臼，将正当性提升至法律义务高度，对行政程序进行正当性审查有了法理根基。但如果法院过度干预，就存在由司法裁量取代行政裁量的风险，造成司法权的滥用。再次，多数成文法国家（地区）的法律都规定了程序合法性原则，有的还直接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或以其他方式为正当性设定空间。

[14]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566页。法院在进行审查时要把握以下三点：一是实施的行政程序是否明显与行政目的相悖。对于经上级机关批准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的做法互相冲突。

例如，《测绘法》（2002年修订）第12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基础测绘规划，报本级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组织实施。[17]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蕉行初字第27号。同时，专家知识也可能偏狭，需要注意专家组成的平衡性。[36]更早的规定是2003年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

本文的讨论作为一个制度建设的个案，也例示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和研究中国问题时的规范描述方法。但也有一些行政机关不公开专家名单，甚至对专家名单严加保密。

《正当程序原则的正当性：一场模拟法庭辩论》，《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尤其是涉及同学、同事、同行关系的，其范围有待法律具体规定。《学位条例》第10条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法律规制既要考虑促进行政理性和公正，也要考虑保持行政的灵活性。

[2]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在评审、评定程序中，必须形成多数意见。鉴于现有文献对之讨论较多，此处不再赘述。[12] 这些规定构成行政程序规范的重要渊源。

行政机关实施检验、检测、检疫的，可以在检验、检测、检疫合格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上加贴标签或者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虽然依照《行政处罚法》，对公民超过50元的罚款不应适用简易程序，而应当由不少于两名执法人员调查处理。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法律应当鼓励现场执法人员直接决定。这一条规定的批准主体很不明确，根本无法让人辨识哪一层级的负责人。

行政机关内部的职权分工是与行政官僚制天然相伴的，行政人员的回避是一项比较普遍而相对悠久的制度，而外部人员参与评议、评审则是各国晚近的一个共同趋势。《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规定，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还需要说明的是，内部程序的概念是相对于行政行为程序而言的，有行政程序就有内部行政程序。[17]（三）二名以上执法人员中国很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6. 通过决议的有效票数。一般来说，公开是对专家参与的最好监督，但有时保密似乎也是必要的。

实践中的多个案件，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西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行政复议案[37]，都对专家参与程序提出了严肃的诘问。《发审委办法》规定，发审委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会议对发行人股票发行申请的审核意见，并对发行人的股票发行申请是否符合相关条件进行表决。

国务院行政复议专用章由国务院法制办保管，由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批准使用。还可能引发打击报复，影响评审人员的生活和工作。

越出自己的知识领域，专家也是门外汉。[18]分别见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工作规则（2008）》，司发通[2008]143号。

以参与为题的论文超过450篇，光是核心期刊上的就有70余篇。被告辩称，作为法律授权的行政执法机关不存在回避的问题。行政机关的法律主体性质容易遮蔽内部程序的运作，甚至导致行政过程的黑箱。例如，《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2条规定，对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承办单位必须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

[46]《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行政复议案件审理会议议事规则》，京政复议委[2007]3号，第12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2007年）第13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听证记录员、翻译人员回避的，由听证主持人决定是否回避。

在福建省元和贸易有限公司诉宁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中，宁德市蕉城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上看，不能体现具体的办案人员，不能体现是否有执法人员二人在调查、收集证据，也不能体现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员是否具有行政执法资格。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中，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委员中，有3位委员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

例如，武汉市政府规定，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行政机关备案。从《行政程序法》立法的角度来说，从法典框架的重新设计到具体制度的设定，也都需要更加充分的论证。

例如，《发审委办法》规定，发审委委员为25名。【关键词】内部行政程序。整个行政系统构成为一个巨大的内部行政运作空间，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处理建议、请示批准和事后备案，成为行政过程中的常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但是，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行政决定没有经过内部机构的审查是否构成程序违法？法院能否要求行政机关举证证明，行政决定最终作出前依法经过了内部机构的审查？进而，行政机关负责人对审查意见应当给予多大的尊重？不采纳内部机构的审查意见，是否应当说明理由？迄今为止，立法和司法实践对这些问题尚未给出答案。行政执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程序性规范，实现对内部程序的自我拘束，是值得鼓励的。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黄行初字第31号。咨询评议时，多数意见可以议决，但评审、评定则必须表决。

它有助于保持行政过程的客观公正，防止执法人员偏私、恣意。在普通法中，这一要求被包含在自然正义原则之中，在400年前的博纳姆医生案件就曾得到申述。